近代延边朝鲜族人口增长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4)

朝鲜族种植水稻也带动了延边耕种技术的提高。与水田开发同时进行的是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促进了延边地区灌溉技术的发展。例如1 906年，延吉县智新乡大教洞14名农民共同开掘出水渠1308米，引河水灌溉33垧水田，开创了延边地区最早的水利灌溉工程。同时，朝鲜族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不断改良水稻品种和耕种技术，使得水稻的产量稳步提高。例如，朝鲜族农民结合东北地区寒冷的气候特点，不断改良耕作方法和技术，如采用深耕、浸种、提前育苗、适时早播和通过调整水位清除杂草并促进作物早熟等方面的改良。对提高延边地区粮食产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延边地区朝鲜族水稻的种植不仅对延边近代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提高了延边的土地利用率，扩大了耕地面积，同时为黑龙江地区的水田开垦和种植提供了技术与经验。

20世纪20年代，很多朝鲜移民或经由京图线西进，或由图佳线北上，在经过的路线上把水稻种植带到该地，为这些地区的水稻开发奠定了基础。

（二）移民人口的大量增加，促进了近代延边贸易的发展

近代延边地区农业是主产业，工业发展比较落后，所需的工业品大部分需由外地供应。延边地区大量的农业生产剩余，促进了近代延边对外贸易的发展，即通过农业剩余来交换区外的工业品。1910年，延边的贸易总额仅为44.1万海关两，到1912年贸易总额就超过了100万海关两，达到134.2万海关两，是1910年的3倍之多；1927年和1928年达到这一时期的最高点，贸易额超过1000万海关两，1927年的贸易额是1910年的26.8倍，而后出现下降，但总额到1932年时也在550万海关两以上，可见延边这一时期贸易总额的增长速度之快。近代延边地区出口的商品中绝大部分为农副产品，一般占到延边出口总额的90%以上，尤其是大豆及其制品的出口占有绝对的优势。而这些农产品的生产没有大量移民人口的增加是不能实现的。因此，可以说近代延边人口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延边地区贸易的增长。

（三）移民人口的大量增加，促进了近代延边工商业的发展

大量移民的迁入使得延边地区人口快速增加，这既为近代延边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也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市场条件。随着地区人口的增加，延边出现了一些人口相对集中的城镇，例如，珲春、龙井、局子街、头道沟、图们街、百草沟等，在这些人口较多的城镇逐渐发展起了工商业，成为延边近代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到1933年时，延吉街人口已达2万多人，龙井街人口也接近2万人，头道沟有9千多人，图们街有6千多人，百草沟有1万多人，珲春街有1.5万人，成为当时延边工商业比较繁华的城镇。同时大量移民开垦耕地，粮食作物的产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剩余粮食的增加，推动了近代延边早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例如，延边早期采矿业、榨油业、酿酒业和制粉业等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与大量的移民增加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在这些工矿企业中从事艰苦劳动的主要是移民。

[1]权立：《中国朝鲜族史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

[2]金炳镐：《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朝鲜族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朝鲜族研究论丛》（5）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1年。

[3]黄今福：《清朝、民国政府对延边朝鲜族人民的统治政策》，《延边历史研究》（第1辑），吉林省延边历史研究所，1986年。

[4]朝鲜族简史编写组：《朝鲜族简史》，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6年。

[5]延边州地方志编委会：《延边州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6]黄今福：《浅谈近代延边地区的水田开发》，《延边历史研究》（第1辑），吉林省延边历史研究所，1986年。

[7]衣保中：《近代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史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20世纪以前，延边地区均没有完整的人口统计资料，只是在各种文献中有一些零散的记载，所以，无法准确分析人口的增长情况。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是通过近代从朝鲜半岛跨境迁移而不断增长的。1894年，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仅有人。[1](278)1910年，延边的朝鲜族人口增长到人。到1952年9月3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时，延边的朝鲜族人口占延边总人口的74%[2](124)（这一比例不包括敦化县的人口）。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延边朝鲜族人口为人，占全国朝鲜族总人口（人）的48%。如果加上敦化县的朝鲜族人口，1953年延边的朝鲜族人口达人，占朝鲜族总人口的49%以上，延边地区成为中国朝鲜族最集中的聚居地区。一、清朝末期延边朝鲜族人口（一）延边解除封禁前朝鲜族人口的增长1677年，清政府把长白山和鸭绿江、图们江以北的清朝发祥地定为封禁区，严禁移垦、挖参、采珠、伐木和狩猎，并设许多禁山围场，严禁异族迁入。在中朝定界碑设立以后的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政府在珲春设立协领，加强对边境的守卫。与此同时，朝鲜朝政府于乾隆五十年（1785）在咸镜道（及平安道）一带配备兵员，以便禁止私自越境垦居者。到19世纪中叶，由于沙俄等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东北，清政府出于移民实边的需要，对东北部分地区开禁放荒，招徕汉族流民，但是对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图们江沿岸地区，仍实行封禁政策。每年春秋两季，清政府会专派统训队沿江巡视，若发现有人构舍、耕田，轻则当即毁田平舍，驱逐出境，重则缴纳归案。然而，在封禁的数百年中，朝鲜农民的越境采集、狩猎、偷垦、隐居等渡江谋生的情况却从未间断过。随着朝鲜朝后期人民的日益贫穷及清朝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越境垦居的朝鲜人越来越多。尤其是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清朝封禁政策的松弛，朝鲜农民私自越江开垦的人数不断增加，由于没有完整系统的资料可查，所以无法准确统计朝鲜移民的数量。（二）清末延边地区解除封禁后朝鲜族人口的增长19世纪中叶以后，东北边疆危机日益加深，清政府对东北边疆管辖政策也有了彻底的改变。1881年，清政府按照《盛京东边间旷地开垦条例》，解除了吉林最后一个封禁地——吉林南荒围场（今延边一带），于珲春设立招垦总局，并在珲春的东五道沟、黑顶子和南岗设立招垦分局，派吴大澄前往此地实行“招民试垦”和“妥筹垦务”。但由于延边地区远离中国关内，又有哈尔巴岭、张广才岭等山峰的阻隔，交通不便，致使关内移民大都止步于吉林地区，延边地区的官吏到关内招募垦民，都因路途遥远效果甚差，这就为朝鲜边民的大量迁入垦地安家创造了条件。加之，清政府对越境的朝鲜垦民改变了过去的驱逐出境、毁田平舍的旧制度，开始以“一视同仁之心”安抚朝鲜越垦的农民定居，并受田收税。这一政策的实施，吸引了大量的朝鲜移民。1883年，清政府与朝鲜朝签订了《吉林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并开放了和龙峪（今龙井市智新乡）、光霁峪（今龙井光开乡光昭村）和西步江（今珲春市古城村），设通商局卡。这不仅促进了两国边民的贸易往来，也为朝鲜边民迁入我国东北的延边地区大开方便之门。特别是1885年清政府划图们江北岸广阔地区为朝鲜农民专垦区，同时为鼓励垦荒，发布了《珲春、宁古塔招垦章程》，规定越垦之地定例：“华民下地一垧纳吉钱3300文，中地倍之，上地更倍之。惟韩民免缴押荒，每垧地只纳吉钱600文。”[3](3)1891年，清政府将珲春招垦总局和越垦局合并为抚垦局，设在南岗（今延吉），给朝鲜农民移民垦荒以安抚优惠政策。这为大量朝鲜边民迁入延边垦地定居提供了条件。据不完全统计，1904年延边地区越垦的朝鲜垦民已达5万余人，1906年延边地区朝汉族人口的比例如下：图们江一带朝鲜族户数占99%，人口占99.5%；海兰河一带朝鲜族户数占85%，人口占72%；布尔哈通河一带朝鲜族户数占63%，人口占54%。平均朝鲜族户数占72%，人口占77%。[3](4)19世纪后期形成了朝鲜农民移居延边的高峰时期。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对中国侵略野心的暴露，朝鲜移民问题变得日益复杂化。1909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图们江界务条款》（又称“间岛协约”），其中规定：中国政府仍准朝鲜族人民在图们江以北居住，其地产、房屋等由中国政府与华民产业一律切实保护，居住在图们江以北的朝鲜族人民服从中国法权，归中国地方官管辖裁判。中国官吏对朝鲜族农民与中国农民一视同仁，所有应纳税项及一切行政上处分亦与中国国民相同。但日本侵略者把延边分为杂居区和非杂居区，取得了对非杂居区朝鲜族的统治权，把非杂居区的朝鲜族视为日本臣民。从此中国朝鲜族问题开始复杂化，清政府对朝鲜移民的态度和政策，也随着这一矛盾的激化而重新制定或更改。由于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错误地认为“延吉界务交涉即由韩民佣工而起”，便把中日矛盾的焦点放到了朝鲜族身上，因而把排斥或限制朝鲜族人民视为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有效办法。于是，开始清查已入境的朝鲜族人民并编册立案，限制朝鲜农民入境。这些政策的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朝鲜农民移民开垦的人数增加速度有所减缓，但却增加了朝鲜族法定居民人数，在面对共同敌人的压迫和剥削下，加深了朝汉民族的团结，使朝鲜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的爱国志士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纷纷来到延边地区，寻求抗日的另一战场。从而使得这一时期朝鲜族人口大量增加，尤其是清末民初形成了朝鲜族移民的一个高潮时期。进入20世纪以后的清末时期，延边朝鲜族人口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如果以1907年朝鲜族人口为100计算，1908年则为125.4，1909年为138.7，1910年为154.2，1911年为177.5，1912年为201.4，年增长率都在15%以上（详见表1）。如此迅速的人口增长，主要是靠大量移民来实现的。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朝鲜移民人口增长的一个高峰期。表1 20世纪初期延边地区的朝鲜族户数和人口数资料来源：《延边州志》，中华书局，1996年，第277页。年份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户数 人口数 00二、民国以后延边朝鲜族人口（一）民国时期延边朝鲜族人口增长状况进入中华民国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已暴露无遗，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把《满蒙条约》所规定的条款强加于延边地区。于是中日之间就《间岛协约》有效还是无效问题，产生了纠纷。中国方面坚持《满蒙条约》不适用于延边地区，为了抵制日本帝国主义，放宽了对朝鲜人民的土地政策。20世纪20年代，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传遍延边各地，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加紧了侵略步伐，在延边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设立了日本警察分署及派出所，对延边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和剥削。而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民国政府由于其阶级本性走上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镇压共产主义势力的道路。这一时期民国政府对朝鲜族人民的管理和统治有了较大的变化，虽然继续有“争取”与“团结”朝鲜人民、抵制日本侵略的一面，但在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历史环境下开始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共同镇压甚至驱逐朝鲜族人民，这一时期延边朝鲜移民人口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1912年至1932年，延边朝鲜族人口总数增加了26.3万之多，增长了近2.8倍，年均增长5.4%。1912～1918年年均增速7%，1926～1932年年均增速2.3%，这一时期延边朝鲜族人口增长呈现出先快后慢的特点。主要是因为后期人口基数较大，所以增长速度显得较慢，即人口的绝对数增长较大，相对数增加幅度则较小，总的趋势仍呈增长的态势。这一时期朝鲜族人口占延边总人口的比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详见表2）。表2 1912～1932年延边朝鲜族户数、人口数和朝鲜族占延边总人口的比重单位：千户、万人、%资料来源：根据《延边州志》，中华书局，1966年版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年份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户数 27.7 31.2 33.5 34.2 33.9 36.9 40.5 59.3 62 66.6 67.7 68.2 68.9 70.9人口 14.3 16.2 17.8 18.3 18.3 19.6 21.5 35.6 36.9 38.3 38.2 38.8 39.6 40.6占比 79.8 81.4 82.4 82.8 80.3 80 79 80.2 79.2 79 76.4 76.2 72.8 -从朝鲜移入延边的人口来看，1917～1929年共移入延边人，年均移入延边9200多人，最高年份1928年移入近1.8万人，最少的年份也移入4450人。移入延边的朝鲜族人口占移入东北的朝鲜族人口的40%以上，最高年份占比达到62.6%（详见表3）。表3 1917～1929年移入延边及东北的朝鲜族情况资料来源：《满洲经济的发达》，《满洲帝国马政局执务参考资料》第12号，第36页。年份 移入延边的人数移入东北的人数移入延边占移入东北的比例1917 7718 0. 1918 0. 1919 0. 1920 8333 0. 1921 5058 0. 1922 5096 0. 1923 4450 7545 0. 1924 6060 9964 0. 1925 5121 9744 0. 1926 0. 1927 7320 0. 1928 0. 1929 5692 0.合计 0.(二) 伪满洲国时期延边朝鲜族人口的变化“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殖民统治，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使得中国东北地区完全控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之下。为了大量向东北（包括延边地区）移民，日本对朝鲜族移民实行了“统治”与“安定”相结合的政策，引诱和强迫朝鲜人移民到中国东北地区，在这一过程中迁入延边的朝鲜人数较多，所占比例也较大。自1933年起，日本侵略者对延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边远地区和山沟的散居户，实行集家并屯政策，建立“集团部落”，妄图强化殖民统治，割断各族人民与抗日部队的联系，并进行残酷剥削。同时，日伪动辄以“抗日嫌疑”的罪名，恣意对爱国人士和群众进行屠杀，[4](88～90)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族的“统治”与“安定”政策的实质。而在延边以外地区以建立“安全农场”的形式加强对东北朝鲜移民的统治。据统计，1934～1936年期间，年均有名朝鲜族人迁入东北地区，延边五县朝鲜族人口增加了人。[2](123)这一时期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总量仍呈增长态势，但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如果以1933年的人口数为100计算，1937年为134.5，1942年为176.9，增长了76.9%。从人口增长的环比速度上看，这一时期朝鲜族人口年环比增长速度波动很大，最高年份的1934年可达24.7%，而最低年份的1937年则出现下降1.3%的情况（详见表4）。表4 1933～1942年延边地区朝鲜族户数与人口资料来源：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馆藏档案资料。根据伪满洲国总务厅统计处、治安部警务厅编制的《满洲帝国现住人口统计》，大同二年、康德元年、2、3、4、5、6、7、8、9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整理。年 份 户 数 人 口 年 份 户 数 人 口1933 1938 - 1934 1939 1935 1940 - 1936 1941 - 1937 1942 （三）东北光复后延边的朝鲜族人口状况1945年日本侵略者战败，朝鲜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口大量回到朝鲜半岛，人数达数十万之多。延边地区属于“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问题的政策主要是实现各民族平等，主张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抗日战争胜利后，延边地区的部分朝鲜族移民陆续回到了朝鲜半岛。同时，在国内解放战争期间，一些朝鲜族青壮年参军、参战，使得这一时期延边朝鲜族人口出现减少的态势。1945～1949年，延边朝鲜族人口净减11.6万人，减少了18.2%，朝鲜族人口出现了负增长。[5](276～277)虽然这一时期朝鲜族人口增加缓慢，但朝鲜族人口在延边总人口中仍然占大多数。1952年9月3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时，延边的朝鲜族人口占延边（不包括敦化县）总人口的74%，[2](124)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延边朝鲜族人口为人，占全国朝鲜族总人口人的48%，成为中国朝鲜族最集中的聚居地区。三、近代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延边地区近代人口的增长主要是靠移民人口的增加实现的，其中跨境民族朝鲜族的移入是近代延边人口增长的一大特点，大量移民人口的到来开发了这片肥沃的土地，农作物耕种面积不断扩大，农业产量提高，尤其是大豆产量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延边地区近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农业商品化率的提高，带动了商业、矿业、交通运输业、工业等的发展，推动了延边地区开发的步伐。（一）促进了农业，尤其是水稻种植业的发展近代延边地区人口增长主要是靠移民来实现的，这同整个东北近代人口的增长具有相同的特点。不同的是，东北其他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中国的关内地区，而延边地区的移民则主要来自跨境移民。朝鲜族人口的增加对延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朝鲜族移民到延边以后，开垦出大量的水田地，种植水稻。而这些被开垦出来种植水田的田地大多是汉族农民放弃的涝洼地、草甸子和苇塘地等，这大大提高了对土地的利用率，增加了可耕地的面积。延边地区的水田最初都是由朝鲜族开垦的，延边地区有不少肥沃的河谷和盆地，水力资源丰富，比较适合种植水稻。1900年，朝鲜移民在海兰江畔瑞甸平原的大佛洞播种水稻，这是延边地区种植水稻的最早记载，而大量开垦延边地区水田则是在20世纪1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延边的朝鲜移民急剧增加，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世界市场上大米的需求量增加，导致米价昂贵，稻米的经济利润在农作物中居首位。例如，1922年时延边地区各种谷物同一单位的价格分别为大豆6.6元（日本元）、精粟7.22元、精黍8.96元、小麦8.66元、白豆8.74元、大米18.48元，可见大米的价格几近大豆的3倍。据《东部吉林省经济事情》记载，1925年时每亩耕地种植不同作物的收益，水稻为5755元、粟为4056元、大豆为2106元，[6](200)其中水稻收益最高，为此朝鲜族移民大量耕种水稻。另一方面，还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引进了水稻的新品种，即耐寒的水稻“小田代”在延边试种成功，其产量比旱田作物增加一倍，于是种植水稻更加盛行。延边地区水稻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1912年时为185垧，到1926年则增加到8185.4垧，增加了8000多垧。到1918年，延边地区不再从日本及朝鲜进口大米，实现了大米自给。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延边地区大米的销售率达75%以上，这些大米大量输出到俄国、朝鲜半岛和日本，不仅推动了延边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延边对外贸易的发展。到1930年，东北地区的水田总面积为.26町步，延边地区水田面积占全东北的22.17%，延边成为东北最大的水田耕作区。而在延边地区从事水田开发的最初几乎都是朝鲜族，后期才有少数汉族农民受朝鲜族的影响而种植水稻，但朝鲜族农民仍占绝对多数。例如，1929年敦化县有稻农117户，均是朝鲜族佃农耕种。和龙县有稻农504户，其中朝鲜族占500户，汉族只有4户。汪清县有稻农234户，其中朝鲜族占198户，汉族36户。珲春县一、二、三区共有稻农196户，其中朝鲜族127户，汉族69户，而珲春县四区稻农全部是朝鲜族。延吉县的崇礼乡和守信乡稻农绝大部分也都是朝鲜族。[7](127)朝鲜族种植水稻也带动了延边耕种技术的提高。与水田开发同时进行的是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促进了延边地区灌溉技术的发展。例如1 906年，延吉县智新乡大教洞14名农民共同开掘出水渠1308米，引河水灌溉33垧水田，开创了延边地区最早的水利灌溉工程。同时，朝鲜族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不断改良水稻品种和耕种技术，使得水稻的产量稳步提高。例如，朝鲜族农民结合东北地区寒冷的气候特点，不断改良耕作方法和技术，如采用深耕、浸种、提前育苗、适时早播和通过调整水位清除杂草并促进作物早熟等方面的改良。对提高延边地区粮食产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延边地区朝鲜族水稻的种植不仅对延边近代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提高了延边的土地利用率，扩大了耕地面积，同时为黑龙江地区的水田开垦和种植提供了技术与经验。20世纪20年代，很多朝鲜移民或经由京图线西进，或由图佳线北上，在经过的路线上把水稻种植带到该地，为这些地区的水稻开发奠定了基础。（二）移民人口的大量增加，促进了近代延边贸易的发展近代延边地区农业是主产业，工业发展比较落后，所需的工业品大部分需由外地供应。延边地区大量的农业生产剩余，促进了近代延边对外贸易的发展，即通过农业剩余来交换区外的工业品。1910年，延边的贸易总额仅为44.1万海关两，到1912年贸易总额就超过了100万海关两，达到134.2万海关两，是1910年的3倍之多；1927年和1928年达到这一时期的最高点，贸易额超过1000万海关两，1927年的贸易额是1910年的26.8倍，而后出现下降，但总额到1932年时也在550万海关两以上，可见延边这一时期贸易总额的增长速度之快。近代延边地区出口的商品中绝大部分为农副产品，一般占到延边出口总额的90%以上，尤其是大豆及其制品的出口占有绝对的优势。而这些农产品的生产没有大量移民人口的增加是不能实现的。因此，可以说近代延边人口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延边地区贸易的增长。（三）移民人口的大量增加，促进了近代延边工商业的发展大量移民的迁入使得延边地区人口快速增加，这既为近代延边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也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市场条件。随着地区人口的增加，延边出现了一些人口相对集中的城镇，例如，珲春、龙井、局子街、头道沟、图们街、百草沟等，在这些人口较多的城镇逐渐发展起了工商业，成为延边近代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到1933年时，延吉街人口已达2万多人，龙井街人口也接近2万人，头道沟有9千多人，图们街有6千多人，百草沟有1万多人，珲春街有1.5万人，成为当时延边工商业比较繁华的城镇。同时大量移民开垦耕地，粮食作物的产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剩余粮食的增加，推动了近代延边早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例如，延边早期采矿业、榨油业、酿酒业和制粉业等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与大量的移民增加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在这些工矿企业中从事艰苦劳动的主要是移民。参考文献：[1]权立：《中国朝鲜族史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2]金炳镐：《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朝鲜族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朝鲜族研究论丛》（5）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1年。[3]黄今福：《清朝、民国政府对延边朝鲜族人民的统治政策》，《延边历史研究》（第1辑），吉林省延边历史研究所，1986年。[4]朝鲜族简史编写组：《朝鲜族简史》，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6年。[5]延边州地方志编委会：《延边州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6]黄今福：《浅谈近代延边地区的水田开发》，《延边历史研究》（第1辑），吉林省延边历史研究所，1986年。[7]衣保中：《近代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史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文章来源：《延边教育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ybjyxyxb.cn/qikandaodu/2020/1017/5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