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的味道(6)

出殡的日子，正好和李红旗的煤矿剪彩是同一天。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滴水成冰，墓地上的风更是没个遮拦，穿过棉衣直刺骨头眼。我们用两根绳子把棺材兜住送下了墓穴，又一齐动手，将冰凉的冻土一锹锹扔了下去。整出坟堆后，我们在坟前放了些供品，有人想起舅舅生前喜欢抽烟，便要在坟前供一支，二表哥不同意，说，是烟害了我爸，他要不抽能得那种病吗？大表哥说，还是供上吧，也就是活人的意思，供上咱爸也抽不动了。当大表哥问人要了支“中华”点着插到坟头上时，我发现那支烟燃得特别快，好像真有人在使劲地吸呢。我不知道是舅舅的魂灵，还是那刮得越来越猛的风。回来的路上，我还沉浸在丧事的阴影中，想着舅舅生前一支接一支抽烟的样子和临终前的痛苦，我暗下决心，一定尽快把烟戒了。

但一直到现在，烟还是没戒掉，有时就骂自己没决心，对自己对家庭不负责任，又骂这王八蛋的能让人上瘾的烟，期盼着有一天戒掉它。

我的大学·相亲·茶花1989年9月，我离开供职四年的乡村学校，开始去补大学这一课。先在地区教育学院进修专科，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时间是两年，后又到省教育学院进修本科，也是两年。这就是我的大学。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了这段时光之于我的意义，它让我拿到了一个文凭，从此评职称或调工资有了一个牢靠的硬件。但同时，它也将我连根拔起，成了一个没有家园的人。地区教育学院坐落在市郊的文赢湖畔，大门朝北，对门便是雁北师专。再往南是地委党校。那时文赢湖已干涸，湖心只有一碗浑黄的水。学校的围墙东面是一大片庄稼地，秋天收割后便光秃秃的，满目萧瑟——十几年后，膨胀的城市急剧向东扩张，那一片地长出的不再是玉米，而是一栋连着一栋的水泥钢筋建筑。学校西面是由北而南的御河灌渠，渠西仍是一大片庄稼地，渠东靠着校园围墙这边是一条土路，逢了雨天便一片泥泞。每到周末，我就沿着这条路到南边不远的同浑公路边坐车回村。这期间，“山海关”“红山茶”“茶花”等知名不知名的烟牌，开始闯入烟民的生活。我们宿舍住六个学员，都吸烟，吸的也多还是“官厅”。那时香烟价格已普遍上涨，唯独“官厅”涨幅不大，味道也还像过去一样，所以，它还是普通烟民的首选。我的下铺老李，老婆是个农民，生活拮据，他常年抽的都是“官厅”，别人给他支别的牌子的烟，他看都不看，说，甚烟都不如官厅好。班长老姚，应县人，比我年纪要大十几岁，也是有老婆孩子的，负担很重，他连“官厅”都不舍得抽，兜里装个烟袋，想抽时就掏出烟锅吸几口，烟味很浓很呛人。有次我想尝尝他的烟，结果抽了几口就顶了嗓子，不住地咳。老姚一边看了便笑，说，抽不习惯吧。隔壁宿舍有个姓赵的同学，因为年龄在班里最小，大家都叫他小赵，也不怎么进教室上课，听说来这里进修不过是混个文凭。他父亲是某县教育局的局长，出去了就能让他转行当干部。那时教师工资低，不像现在可以办班补课，很多人都不想干这一行，小赵毕了业就能转行，学员们自然有些羡慕。有一天，小赵给我们几个宿舍的男学员每人发了包“茶花”，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后来才知道，他是和几个朋友跑云南贩烟去了。当时，一条“茶花”的零售价是四十五块，我每个月的工资也就九十来块，刚够买两条这种烟。我们宿舍也有个姓赵的同学，比我大两岁，我叫他老赵。老赵天生做生意的料，每到礼拜天，他就会跑去东关的集贸市场，各个摊位转悠着看，搜寻商机。当时东关一带还没有改造，很繁华，可以买到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包括烟酒。当然，这地方鱼目混珠，一不小心就可能买到各种假货。烟也是，假烟往往价格便宜，是市场价的一半，甚至更低一些，但基本不能抽，跟柴火棒差不了多少。有时他也拉我一起去逛逛，说写什么诗呢，那玩艺来钱太慢，还不如一起学着做买卖。那时我是写一点诗，偶尔在晚报上登那么巴掌大一小块。我说你抬举我了，我哪是这块料。他说不想做买卖就看看呗，那么多东西看看也养眼。老赵也吸烟，自然会带我去烟摊前看看，有个小商贩跟他混得熟，走时，我们两个自然会买几条烟，价钱比批发价还低。跑来跑去，老赵取到了真经，到了寒暑假就一试身手。有个暑假，他跑到石家庄进回一批塑料盆，拿到县里的交流会去卖。再开学时他告诉我，赚了不少钱，痛快。尝到了甜头，有时他礼拜天也出去卖东西，回了宿舍便把身子转向墙角，背对着我们，一沓一沓地点钱。但是，他赚了钱也不舍得抽好烟，跟我们一样抽“官厅”，最高水平也就是个带过滤嘴的“迎宾”了。我有一次逗他，我说你赚那么多钱，该抽茶花啊。他摇摇头说，大事还没办呢，我得自己给自己攒钱娶媳妇。那年夏天，有个在附近一所中学教书的亲戚给我牵线，介绍她们学校的一个女教师。有一天，亲戚给我写了封信——那时电话还没有普及，更没有手机、网络什么的，想打电话得去学院办公室或对面师专的邮局。信件还是主要的通讯方式——信里说，你适当修饰一下，周五过来见个面吧。说实话，接到信后我心情很激动，兴奋得一夜没睡好。去的那天，我特意从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了包“茶花”，以便请她的同事和朋友抽。我们是在亲戚的宿舍见面的，亲戚很会说话，几乎把我夸成了一朵花，倒让我十二分的不好意思。我当时肯定挺拘谨，三脚踢不出个屁来的样子，那个女教师却表现得很大方，拐弯抹角问了我个人和家庭的情况。我觉得她要比同龄人成熟，考虑问题很现实。后来她的同事进来了，可能是听到了消息，进来看“女婿”的。我就掏出早准备好的“茶花”，给他们每人散了一支，散烟时我显得很大方，内里却疼得要命——一支烟两毛多钱呢，若不是来相亲，打死我也不会买这么贵的烟。相亲结束后，亲戚又把剩下的烟塞在了我衣袋里，我就没推辞。这以后，我们又私下见了两次，前一次，她含情脉脉看我，让我拉了她的手。后一次，她态度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她家不同意我们的事，不想让她找个当教员的。她说这事真的很遗憾，我们不可能了，祝你找到更合适的人。临末还赠了我两句诗：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知道这事就算到此为止了，跟她道了别，便推着自行车往校外走。出了校门，我觉得很受打击，掏出半包“山海关”，一口气抽了几支，然后骑了车回学校。半年后，我听说她嫁到市里去了，对象是某局的一个小科长。很多年后的一天，我们在某个饭局上相遇了，那天她喝了点酒，宴会结束时，她借着酒劲对我说，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喝杯茶去？我推说还有事拒绝了。她眼里忽然有了泪，说自己离婚都两年了，男人另有了新欢。她说你不知道那灰牲口怎么折磨我，他居然用烟头烫我，说不出的狠毒。说着说着，捋起衣袖让我看她的胳膊，那上面果真有被烫过后留下的痕迹，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一年，我可能真是动了“婚姻运”。到了秋天，又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也在附近一所中学教书。介绍人说，她父亲是个办企业的，家里很有钱。那时学院除了招收脱产学员外，还办着个函授班，她是函授班的学员。那次她来学院培训，晚上吃过饭后，来宿舍找我。因为宿舍还有别的人，坐了一会儿，我说出去走走吧。出了校门，天渐渐黑了，我们沿着那条大渠静静地走，渠里的水哗哗作响。我觉得她虽没有沉鱼落雁之貌，但长相也对得起观众，可我对她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排斥——是因为她戴了很夸张的项链，很讲究的眼镜吗？不知道，总之走了一段路，我就觉得我和她已没什么可能了。可她却好像很中意我，不住地夸我的诗写得好，问我能不能教教她。我胡乱说了些什么，意思是诗这东西是教不会的，得靠悟性。东一句西一句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啥，后来我们开始往校园返，快近校门时，她忽然记起了什么，从随身挎的小包里掏出一盒“茶花”，硬是塞给了我。我说我也不怎么抽烟，你给别人吧。她说她更不抽。我知道不能在这事上拉拉扯扯，没再往外掏。但这次分别以后，我再没去找过她。那包烟我也没抽，给了别人。那两年，有时我也去对面的师专走走。那里有我师范时的一个老师，在中文系教古典文学，兼着学报的编辑。我当时很崇拜他，听他谈文学，点评时事。他是个很容易就能激动起来的人，有时说起某句宋词，会把相关的几首词抑扬顿挫地背出来，到了动情处甚至会站起来，配以表情和动作。他也抽烟，有时我们聊上一个下午，能把一包烟抽完。有段时间我不知忙什么没过去，再去时，他拿出两包“茶花”，硬给我衣袋里塞上一包，另一包拆了抽，等我走时，那包烟自然消灭了。我每次出了门，他就赶紧把各个窗户都打开，让烟雾散出去。听说师娘“家法”很严，不准他在家里抽烟的。抽烟的女老师 红塔山 编辑部从1991年9月起，我又到省教育学院进修，完成大学的另外两年。学院设在太原南郊的黄陵村，离市区有一小时的车程，当时只通一班车。我们宿舍住六个人，来自全省好几个市县，但没一个说普通话的，都操着各自家乡的方言，南腔北调的。不知是因为进修的是汉语言文学，还是巧合，六个人竟都写点东西。吕梁那个同学姓牛，和我一样也写小说，有一次他让我看他写的一个中篇小说，我发现稿纸上不少地方留下大片的空白，问他这样留白有什么深意？那是个学习国外小说的年代，我不知他新近又看了本什么书，在试验一种什么技法。他挠了挠头皮，不好意思地说，有什么深意啊，我是不会景物描写，留着等以后观察了再写。我的下铺是临汾的一个姓赵的同学，他喜欢写诗，有一天晚上一口气写了一首长达九十二行的长诗，完稿后他让我摸摸他的手，说，你试一下，冰凉冰凉的。我试了一试，忽然笑了，说，不是吧，我怎么觉得很正常呢。他瞪了我一眼，怎么能正常呢，你的感觉肯定出了问题，我觉着自己刚才激动得浑身冷凉呀。刚入学时，除了我和这个姓赵的同学还没对象，宿舍里别的人早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夜里躺下后，那几个结过婚的同学有时会讲一些跟女人有关的故事，这时候姓赵的同学就会出声，让他们不要再讲这些流氓事了，他实在听不下去。那几个同学有意逗他，说得越发来劲了，甚至连男女之间床上的动作、表情、声音都绘声绘色地讲了出来。姓赵的同学说不过他们，又捂不得耳朵，气得把自己在床上烙饼似的翻过来翻过去的。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搬到别处住吧。我笑了笑说，搬到别的宿舍还不一样？这是成人学校，结婚的总比没别结婚的要多，咱就当是上免费的启蒙课吧。他瞪我一眼说，真可悲，你比他们都流氓。姓赵的同学也不抽烟，他好像有洁癖，谁抽烟不小心把烟灰弄在他床上，他肯定要骂半天。我们宿舍，除了姓赵的同学不抽烟，都抽。那两年的香烟已带了过滤嘴，就连我们抽的九毛钱的“红塔”、“迎泽”，一块钱的“君子”也带。到了礼拜天，我们几个人会相约去市里逛，免不了要去烟酒批发市场看一看，顺便买上一条或几条烟，这里的烟要比零售点便宜好多。不光我们宿舍，别的宿舍的男学员也大多抽烟。我的同桌姓张，抽的还是小“迎宾”，没错，这时候已有大小迎宾之分了，大 “迎宾”是指带过滤嘴的硬盒子的“迎宾”，小 “迎宾”指的是传统的那种不带过滤嘴的迎宾烟。他认为还是小 “迎宾”过瘾，别的烟都不如这个。有时候他还抽“官厅”，认为这烟比 小 “迎宾”都过瘾。因为抽的烟多，他常常像个老头似的“奎奎奎”地咳。我们系有十几个老师，多是些中年人，也有几个操着难懂方言的老头。据我的观察，老师们也多抽烟，比如那个姓周的辅导员老师，烟瘾就很大，有一次我去他办公室请假，满屋的烟味，呛得你直想吐。有时他到教室里说事，在走道上晃悠，能闻到他身上的烟味。给我们代古代诗歌史的李教授，他同时是个书法家，在黑板上写的板书我们常常舍不得擦掉。下了课，他不像别的老师夹了讲义匆匆离开，常常站到走廊里跟我们聊天。他也是个大烟民，喜欢抽一种叫“凤凰”牌的黄盒子的香烟，抽起来满教室满走廊的香味。有的女学员觉得他这烟的味道很好闻，便问，李老师抽的烟挺贵的吧？他摆摆手说，一点不贵，两块钱一包。李教授讲课直率，有时讲着讲着会扯到时政上来，大骂那些贪官污吏。他也会谈谈自己的生活喜好，比如喜欢穿朴素一点的衣服，不喜欢穿名牌衣服；喜欢喝几块钱一瓶的汾酒，不喜欢包装华丽的茅台；喜欢几块钱一包的平民烟，不喜欢价格昂贵的贵族烟，等等。总之，老师们各有特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年轻女老师，代思想政治教育课，二十五六岁，长得文静清秀——她的名字我现在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按说她讲得不比别人有多高明，可每逢上她的课，我们这些男学员从没有迟到早退，更无缺课的，不为别的，就为了名正言顺多看她几眼。有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去她宿舍拜访，坐了半天，有人终于敌不住烟瘾的侵袭，问她可以抽支烟吗？女老师莞尔一笑，能呀，怎么不能？说着站起来— —我们以为她是开窗户去了，后悔提了那个要求 — —没想到，她竟从抽屉里取出一包“红塔山”，这是当时的高档香烟之一。她利索地用小指留得长长的指甲剔去锡纸，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支。那时，我们学员抽的顶好的烟，也不过是两块五毛钱一包的“红河”，或者仿造红塔山生产的“红塔”，而她拿出的竟是十块钱一包的红塔山，这就让我们不能不刮目相看了。看着众人都把烟点了，她问这牌子还行吧，我们结结巴巴地说，当然行。她又笑了笑，也从烟盒里抽出一支，在手里把玩着，蓦地，她把那支烟叼到了嘴角。那一刻，我心里甭提有多紧张了，她总不会也抽烟吧？这么说吧，当时我真想把那支烟从她嘴里抢过来，扔到窗外去。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早不知从谁手里拿过了打火机，只听啪的一声，一道蓝色的火苗在她脸前升了起来——那支烟被点着了。让我们吃惊的是，她还会吐烟圈，朱唇轻轻一启，一个烟圈就出来了，然后一个又一个，前一个飘带一般散了，后一个又圆环似的滚了过去。看到我们目瞪口呆的，她淡淡一笑，叹息说，好久没吸，吐不圆了。她的动作和姿势，让我不由记起了小时候电影里的女特务。或许，她的抽屉里不光藏着“红塔山”，还藏着手枪、微型发报机、炸弹或迷魂药？总之，那一刻我是思绪万千，百感交集。怎么说呢，那时，我开始谈恋爱，对象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她是另一栋楼地理系的学员。我们从一个地区来的，但不在一个县。因为是老乡，接触多些，慢慢就生出了感情。有一天我陪她去逛街，在五一大楼那边，一起沿着台阶上天桥，那时还不是太亲密，我在前，她在后，两个人保持着一段距离。后来她告诉我，她看着我的后背觉得特别踏实，可靠。又一天晚上，我带她去学校附近山西毛纺厂那边的电影院看电影，结果因为我只去过一次，竟然迷了路，老半天没找到电影院的门朝哪里开着，惹得她一阵好笑。多少年后，我妻子说，你身上就那么一种味道。我说啥味道。她鄙夷地看我一眼，还能什么呀，呛人的烟草味。那时候，全社会的健康意识还没有觉醒或者像现在这样高涨，她对我的抽烟不支持也不是太反感，只是唠叨说，你也太能抽了吧，就没想过要戒掉？我好像也张罗着控了一段时间的烟，但终于没能戒掉。我们好上以后，寒暑假从老家返校，走前她还要陪我逛一下东关的烟市，看我从那里买上几条烟。上了火车，她显得很无奈，点着我的鼻尖说，你呀你，自己抽倒也罢了，还得我帮着你背“毒品”。抽烟的人都知道这没什么好处，但真要让你戒掉，又难于上青天。有人对自己狠一些，说戒真就戒了，有人屡下决心，又屡戒不掉。我大概属于后者。因为戒不掉，只能憨憨一笑，而且为自己开脱，说什么等将来不写小说了就戒。那时，我很认真地写小说，在稿纸上工工整整地涂抹，有一个错别字就撕掉这页重写，一写就是一大本。边写边抽烟，每个情节好像都是烟草熏出来的，稿纸上肯定也有烟味。因为知道自己写东西时抽烟很凶，手痒痒了想写时便尽量躲开人，比如晚上下了自习，别人都走了，我把自己留在教室写几页。比如过礼拜天，舍友们去街上闲逛了，我把自己关在宿舍再写几页。有一天，我对象到宿舍里找我，看到满室的烟雾，眼泪一下给呛了出来。她把门开了半天，又清点烟灰缸，整整十几个烟屁股。她不高兴地说，你这不是在写作，是在自杀。我自觉理亏，也不敢去反驳，只是憨憨地笑。有一次写完小说后，她陪我去南华门投稿，省作协旗下的两家杂志都在东四条的一个大院里。很多年后，我也进了这个院子，外面的人初次来，总是说，这院子真是难得的安静啊。但当时，我并没感到它的安静，也许是因为内心的声音太喧嚣了。院子里也就两栋楼，我却觉得晕头转向，后来不知上了哪栋楼，进了哪一个屋子，人家说，投稿啊，去隔壁的编辑部。我又进了隔壁，人家说，投稿啊，好好，把地址留下，看后再给你意见。我把稿子端端正正地放下，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包“茶花”，请人家抽一支，人家说，不会，谢谢。后来，从胡同里出来，我不解地对她说，搞写作的人怎么能不抽烟呢？她一笑，你以为写作的人都抽烟？谁像你！1993年夏天，我们快毕业的时候，刘前进来省城出差，专门跑到黄陵村的省教院来看我。刘前进能来，可把我高兴坏了，几个月前就听说他提了连长，工资福利都上去了。我从抽屉里找出半包藏得快干了的“红河”，他一看，赶忙从随身带的皮包里取出一包“红塔山”，拆了封，给我们宿舍的人都散了一支。到了中午，我说我们到食堂吃饭去，教工食堂菜炒得好一点。他说还是上街找个馆子吃吧，也好喝点酒，钱他结。我说这就不用了吧，哪能让你破费。他说我比你挣得多，你该吃我。又让我们宿舍的几个同学一起去，舍友们自然不肯去，说你们好久没见，聊聊吧。我就跟他出了校门，在街上找了个干净的饭店，点了几个菜，又要了几瓶啤酒，边喝边说话。我说前进你这家伙真会混，几年不见，一下又升了。刘前进说，其实这也不难，做事灵活点就行，要我说你出去也别教书了，到行政机关去。你笔杆子硬，用不了几年就能混出个名堂了，至少也能弄个副局长当当。我赶忙摇头，你快别鼓励了，我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刘前进便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当兵走时能想到会提干吗？没有，可现在不是提了吗？我说不说这个了，喝酒喝酒。几年不见，刘前进的酒量也大有长进，几瓶啤酒下去，我都撑不住想告饶了，他却不动声色，仍一杯一杯地往肚里灌。后来他看我要往桌子下钻了，说不喝就不喝吧，以后你可得好好锻炼锻炼。他坚持到吧台结了钱，又跟吧台要了条“红塔山”，说这条烟你拿去抽吧。我不肯要，他说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我只得拿上了。出了饭店，他一摆手叫了辆出租车，上了车又探出一只手臂冲我挥了挥，然后车屁股一冒烟走了。我回了宿舍，把那条烟给舍友们各发了一包，余下的几包藏到了抽屉里。本来是要留着待客的，可客人没等来，没半个月就被自己抽了个一干二净。舅舅 · 中 华 · 红旗煤矿舅舅是个老革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先后在我们县的几个公社当过书记，后又调回水利局干了几年局长。我从省教院毕业回来时，他已退下有两年的时光了，因与舅母一直不大合卯，不想窝在家，便跑到南山收木炭，再推销给工业硅厂。可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年底一算账，没挣钱倒是赔进去不少。生意做不成，还是不想回家，就四处走亲戚，在我们家往往一住就是半个月。我去过舅舅市里那个家，在东街一条破破烂烂的巷子里，一处大杂院，两间房子，二三十平方米的样子，简直一个鸽笼。他是个老烟民了，烟瘾很大，炒菜时也不忘嘴里叼一根，有时烟灰掉进锅里也不觉，惹得舅母常常数落他。他喜欢抽不带过滤嘴的“迎宾”，往往是两支烟长长地接在一起，像他当儿童团长时扛过的红缨枪。那个暑假，我正为对象调动工作的事犯愁，她调不过来我们就不能结婚。当时舅舅正在我们家走亲戚，听了后，就跑了趟县城，去求教育局长。他们曾在一个部门待过。局长表态说，这没问题，到时让你外甥来找我吧。舅舅觉得自己退下后还是有些用，自然高兴，说这边同意接收了，那边我也给你们找个关系吧。他戴着老花镜，龙飞凤舞写了大半页信，让我拿着去找那个县的副县长。他说你只管去找，他从前是我部下，应该没大问题。我拿着信去了，人家捏着看了看便笑，说老胡这人啊，还真有意思。末了说，好说好说，去办吧。我去了教育局，办事人一伸手，问我要县长的批条。我这才悟出是给那人糊弄了。后来再托关系，又找到了那个人，他是分管教育卫生的副县长，再怎么也绕不过他。这次，也许是“关系”面子大，那人总算给写了个条子。于是再去教育局。这期间我破费了一条红塔山，进哪个门都得孙子似的发烟，走时又不好把搁在桌上的烟带走。等我把对象的档案提回本县教育局，那个局长却变了卦，说回来也好，××乡正好缺个地理老师，让她去那儿吧。我一听急了，说不是答应让她留在县城吗？局长打哈哈说，当时是这么说过，可现在县城中学的老师是人满为患，你对象不想下乡，就把档案退回去吧。后来有朋友出主意，说如今办事讲烟酒，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去给他送几条烟吧。我说，至少也得送两条红塔山，再少了拿不出手，这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啊。朋友说，两条烟能办了事算烧高香了。犹豫半天，还是带了烟去找那位局长，这下他松了口，说你舅舅跟我打过招呼，他交待的事我得办，明天你去人事科办手续吧。我对象的工作调过来后，两家大人决定给我们办婚事。由于条件所限，也没叫多少人，只请了在村的几个叔叔，还有我的几个初中同学，总共也就一桌人。同学中就包括李红旗。本来也给刘前进打了电话，他说部队有事走不开，只能以后补喝喜酒了。李红旗那几天在村里，前一天就跑过来帮忙了。他三年前就结了婚，孩子都两岁了，虽只比我大两岁，可因为太操劳，胡子也不刮，也就三十来岁的人看上去就像四十岁了。这两年他不再安心种地，开始折腾着跑运输。县里不是奖了他一台手扶拖拉机嘛，他开着它突突突地往返在乡村与煤矿之间，跑一趟就能挣一笔钱。我们县有家国营煤矿，矿上有他个当科长的表姐夫，李红旗脑瓜子好使，跑了几趟就跟表姐夫把关系搞铁了。井下巷道需要大量的撑柱，做撑柱当然用木料，削下的东西对矿上是不起眼、没使用的废料，村里人盖房子却可以用它做瓦板。此外，一些不够做撑柱或用了一半的木料，矿上也将它当成了“废料”。李红旗知道这都是宝，拉回来就是钱，他给表姐夫买了几条“红塔山”，那些东西就归他了。井下的撑柱隔段时间就得换一茬，这样一来，“废料”便源源不断地产生，隔些天李红旗就可以去拉一车。拉回来也好出手，我们村盖房子的人家都争着抢着要，再后来，邻近村庄的人也知道了李红旗有门路，能从矿上拉回便宜的木料，谁家有了盖房子的想法，就提前跟他登记，等他拉回了就直接送过去。有了这么好的生意，李红旗当然不想再种地了。办完事要谢人。几天后，我请李红旗到我家吃饭，他刚从矿上拉回一些废料来，他说，老同学你说我这趟能挣多少。我说这我哪猜得出来。他把一只手翻了一番，又翻了一番。我说，两百？他摇了摇头。我说，两千？他这才点了点头。我不由睁大了眼睛，说，你跑一趟快赶上我一年的工资了啊。李红旗越发得意起来，说，没想到这么来钱快吧。我说你这家伙就是有能耐，脑子里装的尽是点子。他说这都是让生活逼出来的。我拿出办事用的君子烟让他抽，他看了一眼，却从身上掏出一包“红塔山”来。他说还是抽好的吧，完了给你拿几条。那天喝着酒，他忽然对我说，紧挨那座国营大矿有个小煤窑，窑主因为不善经营想把它卖掉，你说我是不是把它盘下来？我说，盘下得多少钱？他说，三十万。我就摇头，这么多钱从哪找呢？他笑笑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我自己攒了点，再跟亲戚朋友借点，不行就跟银行贷，肯定凑得够。又说，你想不想入一股，入了股就是在家坐着，到年底也能分到一笔红利。我说，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你让我上哪找钱。结婚买电视的钱都是借的。他嘿嘿一笑，说那就以后吧，以后你有了钱尽管投到我的矿上来。说这话时，他俨然成了一个大老板，抓起酒一仰脖干了。两年后，李红旗果然盘下了那个煤窑，并改名“红旗煤矿”。听说开业剪彩那天，县里乡里去了不少领导，搞得很隆重。当时我已借调到县农委，主要工作就是写材料。把我借调到这里，是因为我在省内外的一些文学杂志发了几篇小说，那时文学虽已降温，不像以前写一篇小说就可以一举成名，但在我们那个地方，发几篇小说还是会引起一定的关注。我那时的观念也有了一些变化，认为要写出好的乡土小说，就得深入农村，所以县里的农委主任找我谈话时，我觉得那个单位和“农”字扯得很紧，可以经常下乡，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去了后又有些后悔，太忙，白天不断往乡下跑，回来又得写简报，写汇报材料，常常得加班加点。简报还好对付，最头疼的是写汇报材料，而这样的材料往往又催得紧，有时都得硬着头皮写 一 个晚上，怕打磕睡，就一支接一支吸烟，吸烟量一下大了。记得有一夜在家写材料，忽然发现没“干粮”了，便跑出去到小卖部买，可出去一看小卖部早关了门，再回了家便有些焦虑，有些坐卧不安。看了烟灰缸，长一点的烟屁股也没几个了，这还怎么熬得了一夜？忽然想，买不到烟不能借一包吗？于是又出了门，去敲邻居老李的窗户。那时他们家还没盖起正房，老两口住在临着巷子的南房里。我喊了半天，老李出了声，问我是谁。我说是我。老李听出来了，说，有事吗？我不好意思地说，没烟了，小卖部又买不到。老李说知道了，过了一会儿，他披了件衣服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包烟。我一看是“红塔山”，又有点不好意思了。老李说，这烟好，坐席时领的，拿去抽吧。第二天，我妻子听说了这事，由不得大笑起来，说真有你的，平时借个东西你也害羞，没了烟你就有出息了，大半夜敲人家的门，不怕被当成贼？煤矿剪彩前，李红旗专门跑到县城找我，让我帮着写几个材料。这时候的李红旗，和前两年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了，出来进去都是西装革履的，大夏天脖子上也束个领带。我一听写材料就头疼，可这冤家找上门来，我是想推也推不掉。正好是礼拜天，他在县里最好的宾馆开了个房间，从包里取出两条“中华”，把其中一条啪地扔在桌子上，说这条你留着抽，我知道你们这些秀才，材料都是熏出来的。我有点惊讶，你从哪里搞来的“中华”？他笑笑，说这你就别问了，这年头想办成个事，缺了这东西不行。又拆开一条，取出几包扔在了桌上，让我随便抽。这让我想起了上初中时他偷鸡蛋换烟给我们发的情景。我搜肠刮肚写时他就在一旁坐着，边抽烟边想心事，有时抬起头瞟我一眼。忙了一天一夜把材料赶出时，我看了一眼废纸篓，里面扔了四五个空烟盒。临走时，李红旗拍了拍我的肩头，说剪彩那天得把接你过去热闹一下。二十天后，李红旗的煤矿剪彩，我却没去成。舅舅几天前去世了。几个月前，我就知道他患了大病，肺癌，查出时已到了晚期。明明知道回天乏力，大表哥他们还是为他做了化疗，期望出现某种奇迹。这期间我去医院看他，病床上的他已瘦得没个样子了，本来又高又大，这时候成了薄薄的一片纸，仿佛一阵风就能吹个无影无踪。人，本来爱说爱笑的，很乐观的样子，此时脸上更多的却是一种无奈，人在时间和疾病前的无奈。烟早在住进医院前就戒了。我记起了那个暑假，他坐在我家西窑的炕桌前写回忆录的情形，很多天他只写了几页，字迹工整端庄，开头一句是：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好的主义……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各种办法都试过了，但没一点效果。后来他不想在医院住下去了，坚决要求回家。回去后不到一周就死了。临终前，他也没别的吩咐，只希望死后能埋回老家去。两个表哥含泪答应了。出殡的日子，正好和李红旗的煤矿剪彩是同一天。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滴水成冰，墓地上的风更是没个遮拦，穿过棉衣直刺骨头眼。我们用两根绳子把棺材兜住送下了墓穴，又一齐动手，将冰凉的冻土一锹锹扔了下去。整出坟堆后，我们在坟前放了些供品，有人想起舅舅生前喜欢抽烟，便要在坟前供一支，二表哥不同意，说，是烟害了我爸，他要不抽能得那种病吗？大表哥说，还是供上吧，也就是活人的意思，供上咱爸也抽不动了。当大表哥问人要了支“中华”点着插到坟头上时，我发现那支烟燃得特别快，好像真有人在使劲地吸呢。我不知道是舅舅的魂灵，还是那刮得越来越猛的风。回来的路上，我还沉浸在丧事的阴影中，想着舅舅生前一支接一支抽烟的样子和临终前的痛苦，我暗下决心，一定尽快把烟戒了。但一直到现在，烟还是没戒掉，有时就骂自己没决心，对自己对家庭不负责任，又骂这王八蛋的能让人上瘾的烟，期盼着有一天戒掉它。

文章来源：《延边教育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ybjyxyxb.cn/qikandaodu/2020/1022/5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