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游戏取乐延边四物乐的观念转换(5)

（一）从“游戏”到“乐”的局内人选择

“游”在《辞源》中有六种解释。一指在水中浮行；二指水流或河流的一段；三指流动、流动的；四指虚浮不实；五通“遊”字，浮行为游，行走为遊；六指姓氏。?何九盈、王宁、董琨主编；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第三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338；872；2224页。“戏”在《辞源》中有五种解释：一指角力，竞赛体力的强弱；二指开玩笑，嘲弄；三指游戏，嬉戏；四指歌舞，杂技；五指姓氏。?何九盈、王宁、董琨主编；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第三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338；872；2224页。“游戏”作为一个词语，最早见于《韩非子·难三》，为嬉笑娱乐之意。?何九盈、王宁、董琨主编；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第三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338；872；2224页。可见，在对samulnori进行翻译时，中文“游戏”之“嬉笑娱乐”，无法与nori具有宗教仪式性的民俗娱乐活动的意义相等同。而“戏”字的歌舞、杂技之意，却可以在表演形式上与samulnori基本等同。如此，可将韩国samulnori艺术形式翻译为“四物戏”，但是韩国samulnori的文化特性依旧不能得到准确转述。延边“四物乐”表演者既没有选择直译的“四物游戏”，也没有选择意译的“四物戏”，而是将其译为“四物乐”，从“游戏”到“乐”的转换原因及过程是值得深究的议题。

笔者曾就samulnori的翻译问题向“四物乐”参与者请教，得到以下三种代表性说法。

李勋：在延边，不能把samulnori称呼为“四物游戏”，而是“四物乐（lè）”，既然要研究朝鲜族音乐就得尊重它。?摘自笔者对李勋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8年9月10日，访谈地点：延边大学艺术学院。李勋为延边大学艺术学院时任院长。

陈京洙：翻译成“游戏”太孩子气了，直接翻译成“乐（yuè）”又太硬，“四物乐（lè）”就是要欢乐、热闹。我觉得还是直接音译比较好，就是“四物闹里”，“闹”就是热闹，闹春节、闹元宵；“里”就是故里、家里，在家里热闹嘛。?摘自笔者对陈京洙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8年9月12日，访谈地点：延吉市朝鲜族“非遗”中心。

李东植：不是玩，是游戏，但是游戏有很多种啊，捉迷藏、踢毽子、跳绳都是游戏，太广泛了。拿几样乐器敲来敲去，我敲的时候别人可能会跟着哼起来，也可能跳起来，大家乐嘛。?摘自笔者对李东植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8年11月27日，访谈地点：延吉市朝鲜族“非遗”中心。李东植为延吉市朝鲜族“非遗”中心指挥、作曲，延边“四物乐”初创成员之一。

依据笔者2018-2020年间在延边和韩国展开的田野观察：第一，延边“四物乐”已经成为中国朝鲜族音乐的一部分，并已成为中国朝鲜族的身份标识。第二，局内人对韩国samulnori中蕴藏的文化特质还没有清晰的、学理性的理性认识。第三，韩国samulnori的文化特质在延边“四物乐”中没有得到系统性的传承。第四，延边“四物乐”的音乐表达诉求落脚于表达民众的欢乐情绪以及热闹氛围。姜春花在探讨中国朝鲜族农乐的变容问题时认为，“早期的村落农乐在被升华为富有艺术性的农乐舞过程中，受到了中国政府实行的少数民族政策影响”，即“中国庆典文化的影响”?参见姜春花：《中国朝鲜族农乐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47–148页。。其实，不仅中国朝鲜族农乐舞在变迁过程中受到庆典文化影响，在延边“四物乐”的形成过程中，同样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东北地域文化的影响，这是跨界民族音乐变迁过程的自然现象。总之，韩国samulnori中延续的“共享社会”之欢乐，以及巫俗信仰之神圣，在延边“四物乐”中已经转换为对“乐”的追求。事实上，韩国samulnori与延边“四物乐”之间最为核心的区别在于是否还持有巫俗信仰的神圣观念，以及相应的音乐表达。

（二）从“游戏”到“乐”的音乐转换过程

若要从音乐层面对samulnori从“游戏”到“乐”的转换过程进行分析，不得不提到笔者在延边最为重要的田野报道人陈京洙。他是延边最早学习韩国samulnori，并从事“四物乐”演奏、创作的表演者，从1991年至今已经近30年。1994-1997年间，他跟随时任韩国国立国乐院打击乐首席曹甲龙学习了“永南节奏”“乌达力风物”“首杖鼓节奏”三首早期samulnori作品。?同注?。陈京洙对舞台反馈有着极高的敏锐度。在实践中他很快发现，按照韩国乐手教习的方式和内容在延边地区进行表演，观众并不会给予强烈的应和性反馈。因此，在学习韩国samulnori的表演技巧与音乐组织原则的同时，他已经开始探索符合自己及延边地区音乐审美的表演方式。比如，增减乐器、增减长短类型、改变出场方式等等。“转换”在音乐中最为重要的体现之一是“反复”（“重复”）问题。笔者以“三道首杖鼓”基本演奏版本?之所以要说明“基本演奏版本”，是因为在实际演奏过程中，表演者会根据自身和现场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会与基本版本出现些许差异，但是基本结构框架不会发生改变。为例，将陈京洙教与笔者的版本?根据陈京洙2019年5月至7月间，教授给笔者的“三道首杖鼓”作品进行分析。，与韩国samulnori教材中记录的版本?根据李荣光所著教材中的“三道首杖鼓”乐谱进行分析。参见〔韩〕Lee Percussion : 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Republic of Korea, 2009, pp.38–57.进行比较，从音乐结构，尤其是反复的内容与次数对“反复”问题给予认识，并对“反复”的意义进行分析。

文章来源：《延边教育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ybjyxyxb.cn/qikandaodu/2021/0707/773.html